黄彦铬上诉判决文告

六年八个月的司法抗争告一段落，结果令人遗憾。

上诉庭驳回我方上诉，维持《刑事法典》第504条文下的罪成裁决及一万令吉罚款。当年，我在毕业典礼上举牌，抗议时任马大校长的种族主义与滥用权力，最终换来的，却是一项刑事定罪。

我尊重法院裁判与诠释法律的职权，但对结果深感遗憾。

不在于自己受罚或背负罪名而受委屈，而在于我们未能说服法庭充分理解抗议的本质，为表达自由的司法诠释拓展更大的空间。我更担忧，这项判决可能成为打压异议的先例，让学运、社运与公民抗议的道路难上加难。

和平抗议会打断仪式、扰动日常秩序，也可能让被抗议者，尤其是有权有势者，感到不适、不悦，甚至愤怒。然而，当权者的不快，不应成为否定抗议正当性的理由。

在权力不对等、问责机制失灵的处境下，这种摩擦具有民主意义。抗议是无权无势者的扩音器，让被忽视的诉求进入公众视野，形成社会舆论，迫使掌权者正视问题、回应批评、纠正错误。

我当年的抗议并非出于私人恩怨，而是针对校长借大学之名，参与举办种族主义大会、为政客背书的行为。把这样的公共抗议简化为人与人之间的冒犯，便忽略了双方的权力差距，也回避了当权者应负的公共责任。

享有权力，就必须接受更严格的监督；身居高位，更不能自由选择受批判的形式。

因此，政府必须修正《刑事法典》第504条文，明确保障和平抗议，防止它成为惩罚异议、压缩公共空间的工具。公民抗议本就是民主运作的基础。

 

这些年的审讯中，一种说法反复出现：你有言论自由，但应通过“适当管道”行使；毕业典礼是庄严的仪式，举牌抗议就是破坏“秩序”。

一切理所当然地将焦点从当权者的失责，转移到抗议是否得体。当社会只追究抗议的方式，却不追问抗议的原因；只要求人民克制，却不要求权力负责，所谓“秩序”，只是维护既得利益的屏障。

“适当管道”为精英而设，也从不是人人平等可及。身份、地位、资源、人脉，乃至是否获得精英圈子的认可，往往决定一个人的声音能否被听见。即使人民用尽各种管道，仍会被指责做得不够；当权者有没有认真聆听，却鲜少受到同样严格的检视。

这些看似合理的社会规范，实质上是为巩固精英体系，为制度受益者服务，拉高抗议门槛，无视抗议诉求，否定抗议的道德原则和正当性。

在阿都拉欣担任马大校长期间，学生与学术人员曾就不同议题，包括马来人尊严大会引发的争议，多次尝试表达意见：寄信、发文告、争取会面、请副校长转达、在办公室外抗议，甚至守候停车场，只求一次当面对话，却始终得不到回应。直到我在毕业典礼举牌，校方才接连两次发文表态，同时报警对付我。

这样的困境并不限于大学。从吉隆坡公共土地开发、雪州垃圾焚化炉的争议，到纳吉先后获减刑及有条件居家服刑的决定，公民社会循既有管道提出的反对意见，并不缺席。

但有哪次当权者有真正听进民意，落实问责？

“适当管道”往往变相成为统治精英忽悠人民诉求的民主假象。

正因为“适当管道”屡屡失灵，才会出现抗议行动。它是一项赋权运动，让被排除在决策之外的人重新取得话语权；它挑战当权者统治正当性，让当权者无法轻易回避自己的责任。

因此，我们不能倒果为因，把社会失序的责任归咎于公民抗议。

真正动摇社会根基的，是种族主义者受到礼遇，反对种族主义者却遭严惩；是贪腐者屡获宽待，抗议者却被定罪；是国家不断巩固掌权者的权力，却处处限缩人民的权利。当这些不公成为常态，人民对法律、国家与公平正义的信任，也将被逐步侵蚀。

 

从当年举牌至今，近七年过去，马来西亚历经政权更替，司法威权主义却未随之退场。

逮捕、扣留、提控，即使披着合法程序的外衣，实质为消耗公民社会的手段。冗长的司法程序迫使行动者不断奔走法庭，将原本用于推动改革、监督政府的时间与资源，投入自我辩护。当程序本身就成了惩罚，寒蝉效应也随之扩散。

更令人遗憾的是，在安华执政的今天，公民社会仍须耗费大量心力，捍卫最基本的公共空间：Mandiri与Hayat遭到对付，净选盟与Borneo Komrad成员被禁止入境沙巴，马来西亚环境之友主席被拒入境砂拉越。

我理解改革需要时间，但停止打压公民社会、停止对付异议人士，本来就不需要花任何精力和共识。安华只要有政治意愿，今天便能做到。

在此，我也向所有因捍卫自由民主而承受压迫的同仁，致以声援。

最后，我衷心感谢一路参与辩护的律师团：Haijan Omar、Farida Mohd、Chan Yen Hui、Asyraaf Abu Bakar Hamzah、Chong Kar Yan、Samantha Chong、Shashi Devan、Rajsurian Pillai、Nooradila Abdul Aziz及Neil Tan。

也感谢公民社会伙伴与每一位关心此案的朋友。你们多年来的声援、陪伴与捐助，让我们得以坚持司法抗争，不必独自承担这场诉讼的重压。

上诉程序虽已告一段落，我仍会与律师讨论，评估是否还能进一步寻求司法审核。我清楚，接下来的门槛相当高，但捍卫表达自由的努力不会就此停止。

如果罚款乃至牢狱之灾，是践行公民抗命、对抗种族主义与强权必须付出的代价，我愿意承担。

宁可站着死，绝不跪着生。

 

黄彦铬 上